邯郸校园霸凌案背后：儿童保护的预防视角至关重要

邯郸留守儿童被同伴霸凌谋杀事件，这些天一直像一块重石压得我喘不过气，作为北京师范大学的毕业生，我感觉对儿童教育负有责任，作为儿童保护的社会工作者，我深感任重道远！

2012年，我创办了常青藤公益组织，逐渐走上了儿童保护的专业道路。经过十多年发展，常青藤先后在全国上百个社区开办运营儿童馆，陪伴和帮助困境儿童，为上万名流动和留守儿童提供了课后服务。

其中，我们遇到过拿着剪刀冲进儿童馆的13岁少年，想对小时候遗弃他、青春期又想管教他的母亲行凶；抑郁症辍学的15岁男生，游逛在社区里，扬言“我要杀两个人，让大家看看我是多厉害的人物”；更有长期遭受家庭暴力，一旦与同学发生矛盾就挥舞拳头往死里打的11岁“女汉子”……

这些孩子都在我们建立的“在城长生活馆”里被挽救了，他们在各种活动中找到了自己的特长和爱好，学会了和同伴友善相处，也改善了和父母沟通交流的态度，成为了身心健康的青年，没有走向违法犯罪的道路。因此我认为绝大多数的儿童犯罪通过成人的努力，都可以避免。我在此强烈呼吁：儿童犯罪，要防患于未然！

目前对此事件舆论的关注点在如何惩罚13岁的疑凶，这是民愤所在，也是法律部门必须解决的难题。然而最近全国极端儿童侵害事件频出，邯郸留守儿童杀人案之后出现了潮州三名男童被沙堆掩埋死亡的恶性事件，三名男童都来自当地厂区的流动人口家庭，紧接着又出现了河南商丘乡镇幼儿园女幼师虐童事件。

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

如果说如何对待儿童反映的是社会文明程度，那么我认为2024年的3月是儿童权利被严重侵害的至暗时刻。作为十多年坚持儿童权利保护和社区儿童服务的公益人，我们不得不警醒和反思：如果幼儿园和学校作为教育的场所，已经在滋生儿童侵害风险，究竟该如何保护我们的孩子？

首先，留守儿童的处境加剧了儿童受到侵害的风险。

作为儿童天然的监护人，父母有义务抚养和陪伴孩子的成长，但是本案中被害和疑凶的都是留守儿童。留守儿童就意味着被进城打工的父母留在农村老家，常年见不到面，由祖父母或其他亲属代做监护。通常这类监护人只能提供儿童衣食住行等物质生活保证，对孩子的心理、行为、交友、学业等成长的烦恼都无从了解和帮助。远在外地的父母与子女联络不多，重点也关注孩子的学习，这就导致孩子有烦恼无人倾诉。甚至在出现长期霸凌的情况下，也没有及时被发现和制止，霸凌逐渐升级，最终导致严重儿童侵害事件，如邯郸杀人案。

2023年教育部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义务教育阶段农村留守儿童的数量是1550.56万，他们的存在不是个别家庭问题。我们的政策在鼓励农村人口进城打工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政策制定者也应该为打工者子女在居住地或打工地入托、入园、入学提供便利，以便这些父母带上未成年子女外出打工成为可行、易行和有利于家庭的行为，让孩子们从没有父母陪伴的留守儿童变为与父母在一起的流动儿童，流动儿童与父母一起在城市长大，融入城市成为新市民。

其次，学校不应偏面重视成绩而忽略孩子的身心健康。

作为有农村留守儿童和城镇流动儿童的学校，不仅要重视同学们的学业成绩，对他们的行为品德、同伴关系、心理健康的情况也需要高度重视。校长应该抓学生的思想品德和心理健康优于升学业绩，如果学生都违法犯罪了，或者心理不健康抑郁自杀了，还要好的成绩有什么用？学校设置的班主任要对班级每个孩子的情况详细了解和排查，对日常的问题要及时纠正和指导，发现的“问题儿童”需要学校德育主任、大队辅导员、团委书记等相关老师密切关注和持续教导，校长要建立制度，发动全校师生对校园霸凌无死角排查，发现小问题及时纠正，防止“坏孩子”扎堆，形成恶势力，让所有的霸凌死于萌动初期。

同时学校的心理医生应对每个孩子的心理健康进行评估，家校联动发现问题及时排解和干预，在身心健康和学业完成两者中，优先保障学生的身心健康。学校不用保证每个孩子考上大学，但是学校必须努力阻止任何学生违法犯罪、防止任何学生受到校园暴力和人身侵害。

最后，社区应发挥儿童保护作用。

儿童活动最多的空间就是家庭、学校和社区。流动和留守儿童课后放学缺少父母的陪伴，社区儿童之家等儿童活动场所应该成为他们游戏、交友、社会化学习的重要场所。《十三五儿童发展纲要》中提出在90%的城乡社区建立儿童之家，《十四五儿童发展纲要》指出要巩固和发挥儿童之家的作用。

2020年民政部推动全国设立66.7万名儿童主任，在社区发挥儿童保护作用。虽然国家在顶端公共政策设计方面做出了设计和承诺，但是在基层社区，究竟有多少儿童之家和儿童主任能切实发挥儿童保护的作用并建立行之有效的工作机制呢？

“在城长生活馆”的经验启示

儿童保护工作的预防视角至关重要。如果等到恶性事件频出再去重视，已经为时晚矣，无法弥补儿童和家庭遭受的损失和创伤。因此，需要有坚守社区一线的儿童保护社区工作者，需要有持续开放的社区儿童活动公益空间，需要有行之有效的家-校-社儿童保护联席机制，从而将儿童保护贯穿于社区日常工作网络之中。儿童保护的预防性视角在社区层面如何落到实处？常青藤“在城长生活馆”经过十几年的探索积累，走出了一条可供借鉴的道路。

第一、常青藤在流动人口聚集的城中村开办“在城长生活馆”，通过社工日常观察和支持，识别和防范儿童被侵害的风险。

我们对儿童和家长进行交通安全、防拐防骗、防性侵、防校园霸凌等安全教育课程，提高儿童和家长自我保护的意识和能力；在日常活动中发现处境不利儿童例如被打骂的孩子、被忽视和暴力对待的孩子、出现心理健康危机的孩子、被学校和同伴孤立的孩子等等困境儿童个案，及时跟进和改善个案儿童和家庭的处境，做到防患于未然。

第二、我们以生活馆为窗口，通过家长参与和社会共建来建构儿童保护的社区共同体。

儿童是在家庭、学校和社区生活和学习，生活馆联动家长、学校、当地的儿童福利部门、公安机关、医院和心理咨询中心等相关机构，打造多方参与的儿童保护网络，在当地社区建立儿童保护委员会，在儿童保护议题上形成共识和行动主体网络，以社区共同体来托举儿童的安全和福祉。

第三、常青藤与全国12家在地社会组织合作，在流动和留守儿童聚集的社区开办了30家“在城长生活馆”，以规模化递送社区服务的形式，在更大范围内倡导和开展儿童保护、儿童发展和儿童参与。

所有在地运营的生活馆，都将儿童安全和儿童保护作为工作的基石，并且将儿童保护委员会和儿童保护社区共同体贯穿于工作始终，起到了构筑儿童保护社区防线的作用。

以广西桂平的“在城长生活馆”为例，场馆所在社区的长安新城是桂平市最大移民搬迁点，安置了 590 户 2500 人，其中 200 多户是低保户。除了低保户和家庭贫困之外，还有占比较高的留守儿童、家庭困境儿童、身心健康发展迟缓儿童、事实无人抚养孤儿。在这样的处境下，“在城长生活馆“吸引当地社区的民政网格员来合作开馆，和民政儿童福利工作形成合力，及时反馈困境流动儿童需求，为他们提供有效支援和帮助。

写在最后

在警钟长鸣的儿童权利侵害事件面前，儿童保护工作的紧迫性和日常性同时展现。儿童保护的预防视角体现在细水长流的社区日常工作之中，需要根植于社区多方行动主体合作网络之中，需要成为社会每一位公民的常识和责任，而非一次性愤怒呐喊之后陷于寂寂无声和毫无作为！

本文转自微信公众号“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作者林岳为北京市西城区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创始人、理事长。李远香为北京市西城区常青藤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发总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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